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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普秀出關稅圖表。
Photo Credit：The White House@YouTube
美東時間 2025 年 4 月 2 日，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宣布一項名為「解放日」（Liberation Day）的行政命令：美國將對所有進口商品徵收至少 10% 的「普遍關稅」，並對包括中國、越南、臺灣在內的多個貿易逆差國，實施最高達 50% 的所謂「對等關稅」（reciprocal tariffs）。
記者會上，川普並公佈了多張「對等關稅表」，按照雙邊貿易逆差與該國對美國（由白宮計算的）的「現行關稅壁壘」稅率等條件，依序列出美國即將對其徵收的對等關稅。當中臺灣赫然位居首張表單的第四列：川普政府認為，臺灣對美的實質關稅（包含「匯率操縱」等貿易壁壘）高達 64%，因此將對臺灣出口至美國的商品課徵 32% 的「對等關稅」。 表單上的前三名依序為中國（34%，不包含此前已加徵的 20% 關稅）、歐盟（20%）以及越南（46%）。
其他關稅高於 10% 的亞洲國家，尚包括柬埔寨（49%）、斯里蘭卡（44%）、泰國（36%）、印度（26%）、南韓（25%）與日本（24%）⋯⋯等（完整檔案請參考此處）。新關稅並預計在美東時間 4 月 5 日至 4 月 9 日陸續生效。
這項被部分媒體稱為「關稅核彈」的政策，不僅標示著美國外貿政策方向的全面轉向，也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與爭議。川普信誓旦旦稱此舉是為了「糾正」各國長期以來對美國極不公平的貿易逆差、「讓美國再次富裕」；但從經濟學與歷史經驗中，這類關稅政策往往充滿高風險，並且極大概率會引發新一輪的全球經濟震盪。
究竟「川普 2.0」上任以來，為何執意推動高關稅政策？對臺灣和各國、甚至全球的自由貿易體系，又將造成哪些影響？以下本文將按「政策背景」、「過往前例」、「各國可能因應」與「對臺灣的可能影響」，一一進行分析：
政策背景：對全球既有經濟秩序的「大反撲」
從政策背景來看，川普的再度當選、且總得票遠較 2016 年時為高，恐怕早已反映出美國如今至少有過半選民，對全球化下財富分配的強烈不滿。尤其在中西部鐵鏽帶州、農業州的選民（而它們多半是大選關鍵搖擺州），對當地諸多產業外移甚至空洞化，導致其經濟損失的憤怒，也使得保護主義在美國大選的敘事中再次成為主流，也更容易吸引選票。
因此，「川普 2.0」如今的種種經濟政策，絕不僅僅是「調整」而已，而是反應出其個人與他所代表的選民，對當前國際經濟秩序的根本性質疑。川普長期批評美國「長期承擔全球自由貿易的成本，而未獲得對等回報」，當中尤以中國在 WTO 體系下獲得的發展中國家地位、對外投資限制及技術移轉政策（甚至是剽竊專利等）最令其感到不滿。
如今，他所提出的「關稅國族主義」是一種將國家安全、產業安全與貿易權利融合在一體的「戰略觀點」，在這個框架下，高額關稅因此被賦予了「保衛美國利益」的「道德正當性」。
進一步看，如今的「關稅核彈」政策，與 2018-2019 年間開始的美中貿易戰邏輯一脈相承，但更具全面性與破壞性，甚至連過往長期的戰略、貿易夥伴均一率「比照辦理」（如臺日韓等等）。
各國因此被「殺得措手不及」之餘，輿論也多批評其為「狂人」。但如果我們按照川普與其支持者的邏輯，這樣的關稅壁壘對其最在意的「公平性」來說，卻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過往前例：美國的高關稅時期與結果
回顧美國歷史，對進口商品採取高關稅政策，其實並非首例，它曾多次成為政府調控經濟與外交戰略的工具：如 19 世紀初期至南北戰爭前，美國聯邦政府透過高關稅保護北方新興工業，卻造成南方農業地區（在他國報復性關稅下）的嚴重損失，因而也成為南北矛盾的核心議題之一。
而在 1930 年，胡佛總統簽署史穆特—霍利關稅法案（Smoot-Hawley Tariff Act），將進口商品平均關稅提高至約 40%，意圖保護當時陷入困境的美國農工業。然而，這項政策也迅速引發他國報復，超過 25 個國家對美國商品加徵懲罰性關稅，導致國際貿易量急劇萎縮，美國出口在兩年間下降超過 60%。此舉因此也被經濟學界廣泛認為是造成全球「大蕭條」（Great Depression）深化的關鍵因素之一。
除此之外，1970 年代的尼克森政府，也曾因經常帳赤字與美元地位不穩，採取「臨時進口附加稅」與貿易限制措施，試圖削減貿易逆差與促進本地就業，雖然在短期內有效改善某些產業困境，但中長期卻加劇了通膨與貿易伙伴間的矛盾。到了雷根時代，因而轉向採取「自願出口限制協議」（VERs）與匯率談判（如著名的「廣場協議」）、而非單邊加稅，反映出對傳統貿易保護主義的修正。
時至今日，川普推行的「普遍性加稅」與指向性極強的「對等壁壘」，與其說是「關稅」，不如說是「逆差懲罰稅」，也顯示其對制度與歷史經驗的明顯抗拒，企圖以行政手段改寫全球市場維持了近 30 年以上的結構。
然而，當今的全球經濟體系與 1970 年代或更早之前，早已有本質上的不同：今日的供應鏈高度跨國整合，產品設計、生產與組裝經常橫跨數國，高關稅不僅提高進口成本，也同樣會傷害美國本地製造商的零組件供應，與最終產品的市場（出口）競爭力。此外，相較於 1930 年代的金本位與有限國際資本流動，當代金融市場的流通性與透明性也遠超以往，這也使資本和企業更易於迅速調整布局或避險。
因此，川普的關稅政策未必會重現早年的全面性經濟崩潰（如 30 年代大蕭條），但極可能造成高成本、高通膨、低信心的「停滯型通膨」（stagflation）危機。短期內——正如我們近兩日在國際股市所見——的資本市場劇烈震盪，亦無可避免。
對各國的影響與因應
如今，美國對不同國家採取不同稅率的措施，實質上已違反了 WTO 的「最惠國待遇原則」（Most Favoured Nation，MFN），儘管美國是否退出或「被退出」WTO 尚在未知數，卻已直接挑戰了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的穩定性。
根據彭博社分析，若 4 月起美國的新關稅政策全面施行，將影響超過 1.6 兆美元（約新台幣 51.2兆元）的全球貿易往來金額，波及歐盟、日本、韓國、墨西哥與臺灣等美國主要貿易夥伴，且可能引發連鎖報復性措施，造成全球貿易鏈的再重組。
在國際經濟的互依結構下，這場關稅戰爭對各國的影響不盡相同。除了對美採取報復性關稅措施之外，對中國而言，此舉亦必將加速其「雙循環」戰略與出口市場的「多元化布局」（如轉向歐盟或各新興人口紅利國）；對東南亞國家而言，則有可能因美國如今正嚴重打擊其過去幾年、作為全球供應鏈「中國替代地」的優勢，被迫再次轉向、更加緊靠中國的紅色供應鏈體系；而對歐洲與日本等成熟經濟體而言，則必然加劇當地的通膨壓力與企業信心下滑。尤其在能源轉型與通膨壓力疊加之下，歐洲央行的貨幣寬鬆政策籌碼已極為有限，恐將首當其衝面對低成長甚至衰退的處境。至於對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而言，美國此舉恐引發當地資金回流（美國）、匯率震盪與外需減弱，也將進一步放大其債務壓力與財政風險。
自由貿易已死？全球貿易可能變化
若欲理解川普的關稅政策與它可能帶來的「反全球化」浪潮，我們必須先理解何謂現在我們所說的「全球化」與「自由貿易」，檢視當代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起源與脈絡：
二戰後的美國和西方盟國深知，若無穩定的國際經濟秩序，戰爭與極端主義勢必捲土重來。因此，美國成為布雷頓森林體系（Bretton Woods system）的主導者，不僅確立了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，也促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（IMF）與世界銀行（World Bank）的成立，更推動了 1947 年GATT（關稅暨貿易總協定）的簽署，最終在 1995 年演變為今日我們熟知的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。
當時的美國政府的策略非常明顯：透過（美國主導的）多邊框架促進全球自由貿易，不僅能幫助戰後復甦、繼續拉動本國出口（美國二戰前後是全球出口最大國），同時也能以經濟整合的方式維繫盟邦關係，穩定（同樣由美國主導的）戰後秩序。
1990 年代以降，在柯林頓與布希政府相繼主導下，美國除了仍依循前述邏輯外，更在冷戰結束後強力支持中國加入 WTO，認為經濟自由化也將推動中國（如前蘇聯般）走向市場化與政治制度改革（但後來證明，中國靠著「政左經右」的改革開放，走出一條完全非美國預期的發展道路）。當時美國年 GDP 成長率穩定在 3 %以上，失業率低於 5%，中產階級受益於低成本進口商品與外包成本節省，自由貿易的政治基礎非常踏實。
然而，2000 年後隨著亞洲崛起，紅色供應鏈主導市場，美國出現製造業外流、工資停滯與產業分布極化，政界對「自由貿易」的共識因此逐漸被挑戰。簡言之，當年的「全球化、自由貿易」秩序，已經不完全符合「美國利益」，甚至在如今導致美國由其理念的「倡導者」和「領導者」，搖身一變成為「防禦者」甚至「反對者」。
此外，回歸現行「全球化」的本質：自由貿易雖具有提升效率、擴大規模經濟與壓低消費者價格等等優點，但若無有效的分配機制與配套的產業轉型政策，亦可能導致區域、產業失衡與階級對立等等問題——這些我們都已在近年一一見證。而這也是為什麼新制度經濟學要強調所謂的「市場與國家雙重角色」：市場創造成長動能，但國家必須維持公平與可持續性。若自由貿易機制失去政治合法性，其制度功能亦將萎縮。
回到當前的「關稅核彈」，相信多數人都極為關心其後續發展，是否可能出現「轉圜餘地」？筆者認為，川普政府對部分國家或部分「最終產品」（指於終端零售市場銷售的產品）增加關稅，尤其在某些對國家安全、戰略自主性與科技發展具關鍵意義的產業，這樣的政策干預必將維持、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然而，對「所有」進口商品一體適用、特別是涵蓋原物料與中間零組件的關稅政策，即使先不考慮他國可能的報復性關稅，也必將削弱「美國」製造業本身的靈活性，並擾亂「美國」眾多跨國企業供應鏈的既有建制，進一步衝擊其資本市場和就業環境。這一點將絕非「讓美國再次富裕」的川普所樂見，也必將遭至美國企業界的反彈。
換言之，除非川普政府繼續一意孤行，造成全球經濟秩序大亂且「沒有任何贏家」，否則未來在丟出「關稅核彈」後的密集談判中，川普政府將可能逐漸從「普遍性」轉為「針對性」的高關稅，重整對美國更為有利的貿易結構，而非傷及整體產業基礎。這也符合凱因斯學派對「關稅」的看法：若不得已而為之，則盡可能針對「最終產品」祭出關稅手段，而非原物料與零組件、加工產品，方能創造最大效益。
臺灣的風險與因應
最後，在川普的新關稅架構中，臺灣被列為「高逆差國」之一，並遭課徵 32%「對等關稅」，短期必然對臺灣這個出口導向型經濟體（外貿出口佔臺灣 GDP 達七成左右）帶來實質衝擊，尤其在電子與資通訊產業表現尤為明顯。
根據臺灣財政部統計，2024 年臺灣對美出口總額達 1,114 億美元，佔全年出口總額約 23.4%，且其中近 99% 都是工業製品。最主要出口品項為伺服器與電腦等自動資料處理設備，出口金額高達 514.94 億美元，占對美出口總額超過 46%；其次才是（本次暫不受高關稅影響的）半導體晶片，出口額為 74.03 億美元，占比 6.6%。
然而，在川普新關稅政策架構下，所有進口商品先一律課徵 10% 的基礎關稅，並對特定逆差國額外加徵「對等關稅」，其中臺灣因被認定對美關稅壁壘高達 64%，而遭加徵高額關稅 32%——雖然白宮公告指出，半導體晶片與藥品被列為豁免項目，因此不受新關稅約束，但包括伺服器、顯示卡、資通訊設備⋯⋯等其他高附加價值電子產品則無此待遇，仍須負擔高額成本。
此外，「晶片本身」雖豁免，但相關製造設備與零組件等並未明確在列，仍可能受高關稅影響，這對大量仰賴美國市場的臺灣資通訊產業，無疑形成巨大壓力，即使是近年已在美國設廠的臺廠如華碩、聯詠、群創等，其供應鏈規劃與投資回報，也恐因稅負增加與政策不確定性而出現風險。
同時，半導體產業在美國政策中雖暫獲寬待（主要反映川普政府對臺積電在美投資的策略性重視），但這種豁免能維持多久，仍具高度變數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川普的種種政策背後，並非單純的經濟手段，而是政治槓桿思維的延伸——即便臺灣、日本、韓國等均在地緣安全上被視為盟友，卻未能在經貿上獲得例外待遇，已明確突顯「安全紅利」無法自動轉化為「經濟豁免」的現實。
面對此變局，臺灣政府與企業，必須深入評估哪些產品最易受制於關稅調整，區分短中長期衝擊程度，並加快供應鏈調整與市場多元化布局，才可能在政治不確定性高漲的時代保持戰略韌性。
如今，在一個越來越多趨近「G0」（亦即沒有強權願意來維持世界秩序），由地緣政治主導的貿易規則會更趨近於「叢林法則」。川普的全面關稅政策，象徵著美國對 90 年代至今的經濟秩序，根本性的批判與重塑。對臺灣這個傳統上的美國「朋友」而言，如今面臨的既是嚴格的壓力測試，但或許也是個很好的「被迫轉型」契機：
承接筆者前文所述，我們唯有認清國際現實、停止內耗空轉，積極轉向價值鏈頂端、深化多元聯盟、強化產業韌性與制度回應，方能在全球經濟變局中穩住腳步，並且找到新的定位。
